唐德宗李适时期是政治非常动荡的时代，不论是地方上的藩镇割据叛乱，还是朝廷中的政治斗争，都使得国家动荡不休。作为政治动荡的标志性事件，频繁更换宰相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杨炎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宰相，也是奠定李适执政根基的重要官员之一，但是在当了宰相不到两年便被李适贬为崖州司马，然后在去崖州的路上被赐死。这个事情对当时的朝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让后世学者们争论不休。后人对杨炎被赐死有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中也众说纷纭。本章节便就杨炎之死进行剖析，看看李适处死杨炎的原因是什么。

杨炎是对唐德宗李适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宰相，这不仅存在于他在世的那两年。即便是他被李适贬官赐死后，留下的很多政策也对唐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文讲过，杨炎帮助李适拿下了前任财相刘晏，夺取了国家的财政大权，加强了朝廷对国家财税的控制力。他力主推广两税法，改变了唐朝建国数百年的财税制度，对中国财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李适限制藩镇和削除藩镇的政策，杨炎也是全力支持的。在他的操作下，朝廷通过分化瓦解的办法，不但逐步收回了藩镇兵权，而且压缩藩镇的生存空间，减少藩镇集团对朝廷的威胁。

从政治上讲，杨炎是无愧于李适对他的信任的。他当宰相后完全贯彻了李适的执政方略，加强朝廷中央集权，削弱各地藩镇实力，将唐朝带向了所谓的中兴的方向。可以说李适在位时期的根基都是杨炎奠基的，即便后来经历了奉天之难的混战，朝廷却依然在杨炎时代的政治架构上运行。可是杨炎的功劳并没有受到李适的认可，很快就被李适提拔的奸相卢杞所取代，最终落得个贬官赐死的下场。因此很多人感到不解，为什么李适不念杨炎旧日的功劳，一定要处死他。而处死杨炎这样的一国之宰相，为何没有说得通的罪名？

按照各种史料中的说法，大多数认为杨炎之死是奸相卢杞陷害的结果，也有少部分认为是他处置藩镇叛乱不力。可是从史料记载的细节来分析，这两种说法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杨炎在财政方面的功劳是极大的，他推行的两税法不但是财税制度的革新，也缓解了自安史之乱和吐蕃入侵后日渐枯竭的唐朝财政危机。可以说如果没有两税法的推广，李适根本不可能熬过在后来奉天之难，唐朝极可能面对比安史之乱还要危险的亡国大难。对于这样的大功臣，即便在政治上犯点错，办某些事不太的力，按理说皇帝都应该宽容处置。

但李适似乎对杨炎根本没有宽容的表现，即便朝中很多大臣反对。他也非常坚决的将其贬官赐死。说杨炎处置叛乱不力的，主要是急在于泾源副将刘文喜叛乱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叛乱。前文讲过，刘文喜叛乱是因为杨炎削除泾源节度使段秀实的兵权而引发。这事本质上是执行李适削弱藩镇的路线，杨炎在执行上并没有错。刘文喜虽然做出了勾结吐蕃入侵的阴谋，但是杨炎派出李舟在事发前说动泾源别将刘海宾杀刘文喜投靠朝廷，兵灾大事化小。从最终结果看，杨炎虽然逼反了刘文喜，但没有酿成大祸，反而收回泾源兵权，有功无过。

对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叛乱，实际上也是李适对藩镇节度使采取强硬路线的结果。因为这样的强硬路线，朝廷拒绝了成德节度使之子李惟岳继承其父李宝臣的官位，所以才促使了李惟岳出面联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悦和梁崇义发动叛乱。对于如何平定这场叛乱，李适与杨炎在用人上有过争执。李适想用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而杨炎担心李希烈得势后朝廷难以控制，引发更大的兵灾。实际上杨炎这种考虑并不是杞人忧天，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判断，后来李希烈成为引发奉天之难的重要人物之一。

因此从削除藩镇方面来看，杨炎是没有明显过错的，判断也还是比较精准的。就算当时在具体用人和策略上与李适有不同看法，但也远远落不到贬官赐死的程度。更何况杨炎在财政方面的大功，他又是当朝宰相，各方面都应该有别的官员没有的优容和宽大，不应该不明不白的被赐死。

史书上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李适提拔的另一位宰相卢杞对杨炎的陷害，导致了李适下诏赐死杨炎。这个方面在史书中还列举了两个罪名，一个是杨炎的东都私宅案，一个曲江家庙案。

东都私宅是指杨炎把他在东都洛阳的私宅卖给河南尹赵惠伯做官署，赵惠伯以超出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从法律上看，杨炎的确算是有受贿的嫌疑，但这个罪名对杨炎其实是不值一提的。以他作为当朝宰相的地位，即便罪名坐实，也不过就是还钱罢官，根本到不了死罪。这个情况当时处理此案的大理正田晋也是如此认为，结果被卢杞贬为衡州司马。然后卢杞为了整死杨炎，让人将罪名定位监守自盗，这才有了贬官为崖州司马的结果。从这个案子上看，贬为崖州司马等同于流放，这已经远超这个案子本身的罪名了，也超出了卢杞的权限。

杨炎毕竟是一国之宰相，对于他的案子判决绝不可能由同级宰相一人来处理。比如元载案，当时唐代宗李豫就让刘晏、李涵等多个同级宰相处理，这是为了避免有人借机报复和大事化小。但此案不但是卢杞不但是一人处理，而且是轻罪重罚，显然存在打击报复的现象。而且对于这种案子，都是皇帝亲自审批复核，如果没有李适的首肯，卢杞就算想借机搬倒杨炎，也是难以办到的。因此推动此案处置杨炎的关键不再卢杞本人，而是在于李适的态度。卢杞敢如此轻率的陷害杨炎，必然是得到李适首肯的。

再说曲江家庙案，这就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了。据说是当时杨炎在曲江附近修了自家的家庙，有人说那块地上有王气，便认为杨炎冒犯了皇家，这个说法来自于史料中的佐证是唐玄宗李隆基让宰相萧嵩搬迁曲江家庙的故事。萧嵩当年便是在曲江的那块地上修了家庙，李隆基游览后觉得不妥，便让萧嵩将家庙搬走。所以有人借用这个事情搞流言蜚语，说杨炎违反了先帝的规矩，将逾制的帽子扣到他身上。实际上这个事情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曲江并非皇家用地，李隆基当年也是仗着皇帝的身份逼迫萧嵩搬家的。

就算要按照李隆基的要求办，杨炎大不了搬家就行，也到不了赐死的程度。更何况这个案子的判罚比较奇怪，杨炎都走到距离崖州不到一百里了，宦官才出手将杨炎处死。这说明处死杨炎是并不合乎朝廷制度的，也会引发朝野强烈反对了。李适让宦官到了崖州附近再动手，就是为了制造杨炎死于任上的假象。崖州天高皇帝远，流放于此而死的官员数不胜数，朝廷根本没有能力去逐个追查。因此这种事情是最容易掩盖真相的，也可以说是李适和卢杞是早有预谋的。杨炎是堂堂朝廷宰相，被这种见不得人的方式处死，这里面没有猫腻才怪了。

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来看，李适用如此不光彩的手段处死杨炎，本质上就是卸磨杀驴，找人背黑锅。而卢杞只是李适的工具和刽子手，是他控制朝廷的一把刀而已。李适这么做的原因，从史料上分析，是因为他推行的激进的财税制度和强硬的削藩路线，引发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弹。

李适推行的财税制度是杨炎提出的两税法，不但缓解了朝廷财政困难的窘境，也使唐朝国力快速恢复。但这个政策有个副作用，它被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强力反对。两税法推广后，唐朝原来的租庸调和户税、地税及各项杂征合并一征收，而且征收时采用货币为标准，拒绝了用粮食物品交税。

这种征收的方式简化了手续，提高的便利化，扩大了税收来源，这都对国家财政状况的改善有着积极作用。但这些政策也得罪了朝野的权贵，尤其是藩镇集团的节度使们。原来的征收方式是按人头的，很多客居的商旅在本地没有户籍，就有逃税的机会。两税法实施后按财产的多少纳税，这让很多大户权贵不得不掏更多的钱，使得他们感到不满。因为采用货币纳税，截断了藩镇节度使们通过截流地方流通粮食货物获取财富的渠道，让他们的财政收入锐减。没有财政收入养兵，下面的军心不稳，他们没有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的底气。

两税法的推行有利于国家，却不利于朝野权贵和地方藩镇，所以受到强烈反对。而李适和杨炎为了推广两税法，又用非法手段冤杀了财相刘晏，这引发了整个财税官僚体系的反对。唐朝的财税体系在安史之乱中被打得支离破碎，唐肃宗时期刘晏接手才逐渐重建的。这里面的官员大多是他的门生故吏，所以为刘晏之死喊冤。刘晏当时为了维护朝廷的稳定，在财税方面与藩镇达成平衡。杨炎改革两税法打破了这个平衡，自然引发朝野不满。这样的局面让朝廷受到很大的压力，而且压力逐渐向着李适身上转移。

之所以出现这种事情，还是杨炎自己处置不当导致。刘晏死后藩镇的财政收入大打折扣，再加上朝廷方面日趋强硬，使得藩镇节度使们把罪名怪到杨炎头上。杨炎为了安抚各地的藩镇节度使，派出自己的心腹为使者前去解释。在解释时，杨炎的使者们把事情都归于皇帝层面，将杨炎塑造了按照皇帝旨意办事的忠臣，而且还表达出自己的无奈。虽然这个说法并无不实，但传到李适耳中就变了味。李适敢于搞这些事情，却不敢承担责任，于是想办法甩锅给杨炎。然后他提拔卢杞掣肘杨炎，并且制造东都私宅案和曲江家庙案将杨炎处死。

从历史材料来分析，杨炎之死不但大大的削减了朝野权贵和地方藩镇对李适的仇恨，也缓解了朝廷中因为财税改革引发的内部矛盾。后来李适有提拔了刘晏的门生故吏接掌财税系统，安抚了朝野官员，暂时化解了因为激进财税制度而引发的政治危机。可是李适这种甩锅的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政治上的困境，至少地方藩镇是不太买账的。尤其是河北和中原的各藩镇此起彼伏的反叛，就说明了他们对于李适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态度完全不信任。李适也因此很快遭到了这种阴谋手段的反噬，迎来了让他受到奇耻大辱的奉天之难。